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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1-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: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_法史学论文

论文作者:佚名    论文来源:不详    论文栏目:法史学论文    收藏本页
1911-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: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  
发布时间: 2003-11-15  作者:冯筱才  
  [内容提要]本文是作者一项专题研究“1911—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”的导论部分。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,一直是国内外中国近代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,但是已有的研究或因史料前的理论预设,或因概念的模糊及方法论上的错误而存在不少的缺陷。为重新解释近世商人与政治间的关系,作者提出了一个“产权与秩序”为理论架构,并以江浙地区为考察对象,对民初商人与政治关系作了一个新的考察。研究的最后结论是:在民初中国,商人对政治并无多少兴趣,他们对政治的关心是建立在产权是否受到波动的基础上。商人为了挽救秩序,保卫财产的自救举动不能被视为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。民初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有关产权与秩序的问题。 

  商人与政治的研究主题,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。但长期以来,学者们的研究似乎都束缚于“资产阶级”的概念体系或者“现代化”的理论取径,而对中国近世的政治、社会变迁与商人的观念、行为间的互动关注不够。其实,讨论近世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如不从商人本身的角度出发,并且与急剧的社会变革相联系,其视野上既有盲点,论述也必流于牵强。对于商人而言,政治意识的抬升与降低以及政治参与的程度等等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政治力的冲击如何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变动,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,而他们又该如何因应这些变量。本人研究的重心即在于透过商人自身的视线,去梳理商人与政治、社会三者间的互动史实,进而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与理论启示。在此研究中,以1911至1927年的江浙地区为考察对象,先看看晚清以来该区域内社会变迁的态势与商人的变化,再对近世三种主要的政治力:革命、战争、民族主义运动对社会的冲击及商人的反应做具体研究,然后分析政治力冲击下商人所出现的种种变化。 

  一、文献批评 

  1980年代前,“商人与政治”的主题在中国大陆学界主要被置于“中国资产阶级”的框架中加以讨论:其一,着重分析政治运动的“阶级基础”。如立宪运动的阶级基础、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。其二,将商人划为买办阶级、民族资产阶级等,认为阶级属性决定政治立场。其三,分析“中国资产阶级”的特点(如软弱性、妥协性、两面性)及其根源,如“封建脱胎”说、“工业弱小”说、“政治幼稚”说等等。(注:主要可参考复旦大学历史系编《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1984年2月;《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1986年7月。) 
  1980年代后,关于中国近世商人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变化。学者们突破以批判为主的论述模式,试图对“资产阶级”或“资本家阶级”在近代历史中的表现给予一定的公正评价,其研究工作多侧重于讨论他们对革命的态度,或者按照资产阶级的阶层分析法将多数商人纳入到“民族资产阶级”的范围,与“大资产阶级”或者“买办阶级”作些区分。稍后,又开始对“买办阶级”及“大资产阶级”进行具体的分析,尽量将这些概念具体化,而避免政治化的定性分析。这些研究仍多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角度来进行,政治色彩仍很浓。对于晚清商人的研究,更是被置于辛亥革命史的框架中进行。 
  作为对资产阶级集团分析的一种路径,1980年代后商会史热潮在大陆亦开始兴起,分析的动机多出于更加清晰地了解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。所以在时段上、价值取向上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此前讲“民族资产阶级”,其所指多停留在“维新派”、“革命派”以及知识精英的身上,而真正的商人却反而被淡忘。商会史的研究者将“民族资产阶级”的主体重新提出,从而根据新的基础来判断“民族资产阶级”或者“资产阶级”的特点。在这些研究者的笔下,商会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“独立阶级队伍的形成”,成为“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地位与利益,以及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斗争的重要场所”。论者们一方面承认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有一定的促进经济发展的“进步性”,体现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,但认为它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制约,政治上表现出很多的“软弱性”。(注:冯筱才:“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”,《历史研究》,2001年第5期,待发表中。) 
  进入1990年代,学者们开始在研究中尝试着引用各种新的理论框架与概念,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了进展:其一,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。学者们认为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开始抬头,由“在商言商”向“在商言政”转变。其二,商人与政府之间关系。论者多以“民族资产阶级”的阶级利益需求作为分析其与政府关系的关键,把商人与政府的离合作为判断其政治独立性或进步与否的标尺。其三,商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。多数学者认为在晚清至民初期间,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呈"M"型,商人们在1860年代后政治上日趋活跃,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。后来由于反对“二次革命”政治上出现倒退。1915年后,政局日益混乱,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又呈上升势头,到1920年代中期,达到第二个高峰。但在国民党上台后,受到压榨,最终丧失了“政治自主性”。(注:关于1990年以后研究的具体评述,请参见冯筱才“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”,《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》,台北,第26期,1998年9月,第87~98页。) 
  在西方,1960年代后,一些学者即在从事为中国“资产阶级”正名的工作,强调商人对“国家现代化建设”所做的贡献。或者以“对抗论”来重新阐释商人与政府之关系。官商关系长久以来都是他们讨论的焦点。如陈锦江(Wellington K.K.Chan)、曼素恩(Susan Mann Jones)、小科布尔(Parks M.Coble)、白吉尔(Marie-Claire Bergère)、傅士卓(Joseph Fewsmith)等人均有相关专著问世。(注:Wellington K.K. Chan,Merchants,Mandarins,and Modern Enterprise in Late Ch'ing China,Cambridge,Mass.:Harvard University Press,1977;Susan Mann, Local Merchants and the Chinese Bureaucracy,1750~1950,the Board of Trustees of the Leland Stanford Junior University,1987;Marie-Claire Bergère,The Golden Age of the Chinese Bourgeoisie,1911~1937(L'Age d'or de la bourgeoisie chinoise,1911~1937,Flammarion,1986).translated by Janet& nbsp;Llovd.(Cambridge:Cambridge University Press,1989)(中文版由张富强、许世芬译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4年1月。以下引用该书均为中文版页码);Joseph Fewsmith,Party,State,and Local Elites in Republican:Merchant Organizations and Politics in Shanghai,1890~1930(Honolulu: University of Hawaii Press,1985);Parks M.Coble,Jr,The Shanghai Capitalists and the Nationalist Government,1927~1937(Cambridge,Massachusetts:Harvard University Press,1974).)其中白吉尔与傅士卓的著作主要讨论的即是1911~1927年的政商关系。白氏在其著作中将1911~1927年视为“中国资产阶级”发展的“黄金时代”,“资产阶级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趋势崛起,取得了一系列的“经济奇迹”,政治上也日益觉悟,并曾试图去建立一个自己的政权。然而最后却归于失败,“资产阶级”走上了依附国民党的道路。而傅士卓的著作,主要从上海的商业组织入手,去探究晚清至国民党上台之间商人与政治关系的演化。他认为上海的商人自晚清后,由于观念的变化,组织的创建,自治运动? 牟斡耄找姹硐殖稣畏矫娴姆⒄梗遑υ硕虼怼吧倘俗橹位钡囊桓龈叻濉?927年后国民党人曾试图以党化商民组织整合上海商人,但遭到反抗,最终双方妥协,形成一种国家统合主义(State Corporatism)。而曼素恩则关心“民间力量”的成长,认为它隐含着对“国家”的反抗。小柯布尔等人更把“政府”视作阻滞商业发展的力量。 
  台湾学者如李达嘉、张桓忠等人亦就商人与政治发表了多篇著述。(注:李达嘉:《商人与政治: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,1895~1914》(以下皆简称《商人与政治》),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,1995年;又:“从‘革命’到‘反革命’——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决择”,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,第23期上册,1994年6月;“袁世凯政府与商人(1914~1916)”,同上,第27期,1997年6月;“五四前后的上海商界”,同上,第21期,1992年6月;“上海商人与五卅运动”,《大陆杂志》,第79卷第1期,1989年7月;张桓忠:《上海总商会研究:1902~1929》,台北,知书房,1996年。)特别是李达嘉在其以“商人与政治”为题的博士论文中,认为自1895-1914年,“近代中国商人政治意识逐渐兴起”,但是面对政治强权,最终只有无奈地被压制。(注:达嘉:《商人与政治》,第285~287页。) 
  历史研究应该围绕“问题”而展开,自无异议。(注:余英时: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》,联经出版事业公司,1987年1月,第55页。余氏认为:现代的史学论文大致是以“问题”为中心的;一般而言,史学工作者都应遵守十九世纪艾克顿(Lord Acton)的名言:“研究的对象是问题而不是断代。”)往往什么样的问题便决定有什么样的历史叙述与解释。以“商人与政治”的题目而论,以上中外学者,虽然关注的重心不一,但是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却相差不大,基本上是围绕着“商人为什么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”或者“中国近代商人为什么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”展开的。这些问题其实均在预设中国近世的商人群体有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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