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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思的反思_中国文学论文

论文作者:佚名    论文来源:不详    论文栏目:中国文学    收藏本页
反思的反思  
发布时间: 2003-9-7  作者:张钊  
“五·四”新文化运动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、文化及政治影响巨大。知识界讨论问题,必引徵“五·四”,奉为圭臬,以为真理不可易。但 是,很多热情、激烈的“五·四”观念,其实经不住客观和认真的考查。王元化先生在“关于五四再答客问”中中肯地指出:“我们头脑中有 很多既定观念,日积月累,成为习惯力量。再估价(‘五·四’)就是重新认识这些既定概念,重新清理这些东西。……对‘五·四’的再认 识,首先就是打破既定观念。”在这些“既定观念中”,王先生首先举了“反封建”的例子。“救亡”和“反礼教”是“五·四”新文化运动 的两大中心,三十年代以后改为“反帝”、“反封建”,成为中国现代化思维的出发点。但是,“反封建”的提法的确需要细致的分析。

    中国封建么?

    套用欧洲的史学范畴,把从秦到清这一段历史附会成封建社会,把官僚、士大夫附会成贵族统治阶级,这是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不容置疑的 定论。诸多对历史、现状和未来的讨论,都以这个定论为出发点。

    在欧洲,贵族是中世纪的领主。领主受封采邑,采邑中的自然资源为领主所有,采邑中的人民为领主的奴仆、附庸。领主又效忠于君王。采 邑和封爵靠血缘世代相传,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独立性。这种以领主和采邑为主体的制度,欧洲史学称为 Feudalismus (由拉丁文的 Feudum ——采邑一词衍生而来)。武王革命,建立周朝,把国土分封给共同灭殷的诸侯、功臣和殷商的旧贵族,让他们世代相传,服事周 室。各国除去向周室纳贡,政治和经济基本上是独立的,甚至文字不同,车轨各异,度量衡和货币不相沟通。我们的史书把这段历史叫做封 建(夏、商两代或许也是这样,文献不足,不能臆断)。 Feudalismus 与此类似,因此把它翻译成“封建”,是很恰当的。

    幽王被犬戎所杀,诸侯立平王,东迁洛阳,周朝的封建制就开始动摇了。先儒说:春秋五霸,一霸不如一霸。这是因为,越后来的霸主,就 越把自己势力的扩张放在藩屏、维护周室之上。到了战国时,大家干脆把日益衰弱的东周扔在一边,互相兼并征战,要一统天下了。所以, 在记载战国事迹的《国语》中,周仅仅是诸国之一。那时候的很多思想家,包括儒家的孟子,都在到处游说,鼓吹“王道”。天下统一,权 力集中,实在是大势所趋。秦灭六国,结束了封建制度,建立了中国特有的中央集权政治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记》详细记录了秦王自称皇帝, 和大臣议论,反对封建的过程。汉初的大功臣,都被封了王爵和国土。但很快,高祖就把他们一一消灭,而把国土改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。 甚至与大臣誓约:非刘氏而王者,天下共诛之。后来,中央向各王国派驻傅(老师)和相(行政总管),教导诸王,主持行政,大大削弱了 他们的自主。景帝时,吴、楚七国叛乱失败,诸王彻底失去了对自己领地的政权,实际地位降为臣子。贾宜的《治安策》就是劝文帝压抑诸 王的名著。从此,中国的封建制度彻底结束,开始了延续两千年的中央集权政治,封土建国,血缘相传,世袭领地基本上消失。这样看来, 在中国,封建制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,而贵族也随之消亡。“反封建”与“反贵族统治阶级”的口号,都是无的放矢。

    但是,在欧洲文化中心论盛行的二十世纪,搬用欧洲的成论,比附、分析中国的历史、政治,这种方法在“五·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占据 统治地位。新文化运动的大师胡适提倡:“大胆假设、细心求证”,无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把它奉为座右铭。这样治学,把结论放在证据之 前,难免先入为主,曲解事实。很多人明明知道中国封建制度的始末,却依然契而不舍地在秦、汉以后的历史中,寻找封建制度的蛛丝马 迹。证据不足,就不惜把概念软化,把封建制度改成“封建社会”、“封建主义”,模糊它的定义,扩展它的外延,以寻求符合。靠了这样 牵强的推导,商、周是奴隶制度;秦、汉到明、清是封建制度;晚清才刚刚有了“资本主义的萌芽”。这个观念一直沿用到今天,一切对它 怀疑和批评的观点都淹没不张。

    中国落后么?

    既然,欧洲主要国家两、三百年前就已陆续进入资本社会,而中国还盘桓在封建社会,当然是落后了。把十八、十九世纪科学、技术、军 事、金融等方面与欧洲诸国的巨大差距,解释为整个文明的差距,中国“封建”,中国“落后”,成了“五·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旋律。

    科学、技术,有先进与落后之分,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,却没有“先进”与“落后”的区别。但迷信历史决定论和社会进化 论的中国知识分子们,却不是这样看问题。一次交响音乐会后,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满怀感慨地对我说:“人家两百多年前的音乐就那么雄 壮,乐器就那么先进。咱们中国怎么就没有交响乐呢?落后啊!”首先,形式和风格不是判断音乐质量的标准,乐器制造技术更不说明文化 的“先进”与“落后”。十七世纪意大利艺人们制做的乐器,其音质饱满浏亮,富于特色,无与伦比。一只斯特拉迪瓦利琴,价值钜万,为 全世界的小提琴大师们所珍爱。很多人使用最先进的声学、材料学和计算机技术,企图仿其万一,都没有成功。交响乐的创作在海顿、贝多 芬、舒伯特的时代达到了高峰,以后渐渐萧条下来。这些当然是我们的名牌大学教授不能或不愿意知道的。迷信欧洲“先进”,诅骂中 国“落后”,“五·四”以来知识分子论断荒谬,大抵如此。

    西方人讲现代政治,政、教分家是个大关键,因此,与鼓吹建立伊斯兰圣国的宗本主义发生冲突。在中国,三千年前周朝建立时,就开始明 确限制宗教对政治的影响。周朝的最高统治者自贬帝号,称为王。帝是天帝;王是人王。这恐怕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政权。从此 以后,中国的政治哲学,特别是儒家、法家和道家等对政治影响深刻的流派所讨论的,几乎完全是人与人类社会的题目,是很彻底的人文主 义哲学。中国的官僚行政体系,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,高度成熟,高度实用,是诸多朝代长治久安、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。中国的仕进制 度,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、建制最完善的,培养、选拔、任用平民成为政治人材的制度。假如说封建比较“落后”,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在两 千年前就结束了。中国的佛学,精深博大,应该是思辨趣味最高的哲学之一(希腊文“哲学”的本义为“爱智慧”)。中国文人丰富、精致 的诗、词创作,是世界抒情文学中最杰出的部分。闭眼不看这些事实,一味人云亦云,自我否定,把传统中的一切,甚至很多不相干的东 西,如裹小脚、抽大烟、留辫子、穿长衫,一概当作落后、不开化的象征。然后,痛哭流涕,慷慨激昂,要“救亡”,实在是人不亡国国自 亡。

    科学、技术等方面的落后,不说明整个文明、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全面落后。把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说得一无是处,远远落后于西洋,要彻 底决裂,脱胎换骨,是“五·四”人偏见。

    中国有贵族阶级么?

    “五·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流行的观点,把中国社会划分成统治与被统治、剥削与被剥削、压迫与被压迫的两个阶级。一切官僚、文人、士大 夫都是“高高在上”,不识耕种的贵族统治阶级;农民则是“劳动人民”,被统治的阶级;阶级之间的划分和矛盾极端深刻。

    事实上,中国至晚在战国时,世袭贵族的制度就开始瓦解了。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,汉武帝下诏求茂才异等,乃至于隋唐以后的科举, 是中国官僚制度从荐贤、贡举到分科考官,逐渐成熟,逐渐制度化的主线。以唐朝的科举制度为例:所有官员和农民的子弟,只要出身清 白,没有犯过法,都有机会进国家和地方政府出钱开办的学校学习。玄宗开元、天宝年间,全国人口约八百多万户,而各中央、地方学校在 校学生总计约七万三千五百人。学成之后,依照品行的优劣,由邻里乡亲推荐,地方长官核实,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。而科举考试是获得作 官资格的最主要的途径。另外,还有约六万四千公共职员,也可以通过考核选拔,成为九品以上的正式官员(在唐朝叫做入流)。这些都明 确记载在史书中,不能有什么怀疑。二千多年来中国官僚政治的原则,从来是任人唯贤,而不是任人唯亲的!在中国,有贵人,而没有贵族 阶级;有穷人,而没有平民阶级,那种与欧洲封建时代类似的阶级划分和对立,早就绝迹了,官、包括大官的来源几乎全都是“劳动人 民”。

    最近这两千年,中国的“穷人”与“贵人”之间的关系,远比我们所想象的亲密得多。欧阳修的《相州昼锦堂记》有一段精彩的开端:“仕 宦而至将相,富贵而归故乡。此人情之所荣,而今昔之所同也。盖士方穷时,困厄闾里,庸人孺子,皆得易而侮之。若季子不礼于其嫂,买 臣见弃于其妻。一旦高车驷马,旗旄导前,而骑卒拥后,夹道之人,相与骈肩累迹,瞻望咨嗟,而所谓庸夫愚妇者,奔走骇汗,羞愧俯伏, 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。”对穷人与达官之间的关系,摹写、论述之确当,古今中外,无与伦比。欧阳修自己就是这样一个“穷人”出 身,而成了名满天下、身踞要职的人。他很小的时候,父亲就死了。母亲没有改嫁,而是带着年轻的欧阳修艰苦度日。欧阳修学写字,家里 买不起纸、笔,就在沙土上划。后来,欧阳修不仅作到参知政事(副总理)、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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